天方:八百里秦川终成梦里云烟(六、七)-中正网

六. 虎大人领兵走口外
白彦虎部众尊称其虎大人,他的副帅余小虎,部众尊称小虎大人,大虎小虎自陕西起义初期就亲密合作,到十八大营成立和后来了合并为四大营,始终是其中一营的正副元帅,一直到新疆。
撤离肃州后,三万陕甘回民在虎大人和小虎大人的率领下经玉门、安西来到敦煌,消灭了这里为数不多的一些清军和民团,缴获了一些枪械物资,停留数月,收获了夏粮,筹足进军新疆路途所需的粮食物资后,向新疆进发灞桥柳简谱。八月中旬到达哈密。
清初康熙时期新疆哈密维吾尔首领摆脱蒙古准格尔部的统治赵式芝,归附清朝,被清朝授予一等札萨克亲王称号,统治管理哈密地区,是新疆所有清朝封授的维吾尔王公中地位最高,也是对清朝最为效忠的亲王。同时清朝在哈密设置有办事大臣,派有驻军。
同治三年至七年(1864-1868),受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哈密回民和维吾尔人联合先后举行三次起义,曾攻陷汉城和回城,击毙清廷钦差哈密办事大臣,处死哈密王。但最终都被清军和王府军队残酷镇压,劫后余生的哈密纷纷回民逃亡吐鲁番和乌鲁木齐。
虎大人和小虎大人在当地维吾尔人的接应配合下,攻占回城,围攻汉城。在清军援军赶到之前,劫持前被哈密回民义军处死的哈密王遗孀、后哈密王府实际统治者迈里巴钮女王西去。经由古城子(奇台)、越过乌鲁木齐到达玛纳斯。维吾尔史籍《伊米德史》记述:“回历1292年,…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回民)率领着三万名骁勇的东干巴图鲁(英雄)…到达乌鲁木齐以西地区”
自同治元年(1862)陕西回民起义爆发,清军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利用自己军中回民力量和河州北庄门宦在新疆的代理人妥明在新疆回民中的影响,秘密策划起义。同治三年(1864)库车、北疆乌鲁木齐周边地区、吐鲁番、哈密等各地回民相继举行起义,推举妥明为“清真王至圣裔都招讨总统各处兵马粮饷上大人”,索焕章为“大元帅”,马升、马泰、马仲、马明为元帅,四面出击,击败各处清军,占据西从乌苏东到古城(奇台)整个北疆地区和吐鲁番地区,南到库车,东曾一度攻占哈密。少数清军势力退至东部巴里坤、哈密一带,北疆和吐鲁番地区尽在回民控制之下,并在乌鲁木齐修筑了王城(现乌鲁木齐团结路一带)。
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乌兹别克军官亚古柏(阿古柏)随新疆旧和卓罕王后裔进入新疆,利用旧和卓罕王后裔的影响和势力,和清朝势力空虚的机遇,组织招募起一支军队,先后攻占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建立“哲德沙尔罕国”,后改为“巴达吾来特哈孜罕国”河图传。攻占库车时与回民军激战,回民军失败。亚古柏派人与妥明谈判,要回民让出吐鲁番,双方以吐鲁番为界,与北疆回民政权划定边界,遭到妥明拒绝。同治九年(1870),亚古柏(阿古柏)军进攻吐鲁番,守将马仲、马人得父子兵败投降。不久后亚古柏军进攻乌鲁木齐,与回民军激战,攻克妥明王城,回民军战败,伤亡惨重,妥明投降。
亚古柏废黜妥明“清真王”,任命马仲为乌鲁木齐的阿奇木伯克(行政长官)。妥明去往玛纳斯,又联络召集旧部,派人带信向西宁回民军首领求援派兵来新疆抗击亚古柏军,并联合徐学功汉民民团,再次攻占乌鲁木齐。马仲被徐学功擒杀,妥明又短暂恢复“清真王”统治。亚古柏军再次进攻乌鲁木齐,任命马人得为乌鲁木齐阿奇木伯克。妥明战败又退走玛纳斯,不久后因病在玛纳斯去世。
白彦虎在这种形势下来到北疆乌鲁木齐地区。当时北疆人口回民居多,各种势力交错复杂,群龙无首。亚古柏军退守南疆,妥明已去世两年,已投降亚古柏的马人得为阿奇木伯克控制着乌鲁木齐,原妥明部元帅马明驻古牧地(米泉),白彦虎部陕甘回民驻玛纳斯,三部分回民势力,互不统属。另有一些汉民团练武装,分别在昌吉、吉木萨等处,早期曾攻击过回民,妥明时期曾与回民一同抗击过亚古柏军,此时暂时与回民互不相犯。北疆地区主要还是由几方回民势力占据控制。白彦虎的到来,由于多年身经百战的威望,白彦虎在回民中众望所归,影响最大,实力最强。当时回民谚语称:玛纳斯的老虎,古牧地的狼,乌鲁木齐住的是大尾巴羊。
白彦虎部陕甘回民来到北疆乌鲁木齐地区,过了两年多安定的日子。清军经过充分的准备,调兵遣将,备足枪炮弹药和粮食后,光绪元年(1876)春,刘锦棠指挥六万大军,分几路开始向北疆乌鲁木齐地区的回民展开进攻,主要目标就是追剿白彦虎。白彦虎派兵赴古牧地与古牧地回民军联合抗击清军进攻,经过几场激战,清军攻克古牧地,残酷屠杀古牧地回民六千多人。白彦虎部退回玛纳斯,做撤离的准备。
清军随后进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守军无心也不堪一战,刘锦棠命清军在乌鲁木齐北门外北梁高地架起大炮,只发一炮,守军就纷纷缴械,不战而降。因此李夏普,乌鲁木齐留下了“一炮成功”这么个地名,就是北梁一带,乌鲁木齐最早的陕西清真寺就在这,后来迁至南门外。
攻下乌鲁木齐后,清军开始进攻玛纳斯。玛纳斯有南北两城,白彦虎部驻守北城,原妥明部将韩兴农驻守南城,清军来攻之前,白彦虎部就已撤离,撤至乌鲁木齐南山,撤离前劝韩兴农部回民弃城撤离,韩部未听取白彦虎建议。结果,清军攻克玛纳斯南城后,又对玛纳斯回民进行了残酷的屠城,屠杀六千多人,并对妥明的墓掘墓戮尸。
白彦虎部在南山收获了秋粮后,向托克逊撤离。此时,托克逊是亚古柏军占据驻守,亚古柏军曾与清军在达坂城交战,大败。慑于清军威力,驻守托克逊的亚古柏军闻风而逃,纷纷撤离。白彦虎部经由托克逊未做久留,与亚古柏军分别向喀喇沙尔(焉耆)撤去,清军一路紧追而至喀喇沙尔(焉耆)。
追击白彦虎的清军前锋是西宁投降后收编的陕回“旌善五旗”马队,由陕北投降收编的汉民反清武装首领董福祥统领,这董福祥也曾经与陕西回民军并肩战斗过。“旌善五旗”回民许多都是曾经与白彦虎部回民一同从陕西起义,一同转战董志塬、金积、西宁,双方队伍里都互有亲友,他们不愿与自己的回民乡亲真实开战,但追剿白彦虎是投降不杀的前提条件,不得已而为之。“旌善五旗”从肃州-敦煌-哈密-古牧地一路追剿,一路收留着白彦虎部零散流落的回民老幼妇女。两军曾几次接近,“旌善五旗”回民暗中通风报信,使白彦虎部及时逃离。在喀喇沙尔开都河两岸,两军隔河相望,“埋锅造饭”,炊烟可见,隔河喊话,互道赛俩目,问候双方队伍里自己的亲友,或“幕夜往还”,私下联络。后来回民中留下这样一句歇后语:“旌善五旗马队追白彦虎---越追越远了”。
在喀喇沙尔,白彦虎命令掘开了开都河,水漫百里,阻滞了清军的追击,争取了撤离的时间。清军赶到库尔勒时,只是一座空城,白彦虎部已撤往库车。在布古尔(轮台)清军追上了一批逃难的维吾尔人和少数回民,其中有白彦虎在哈密劫持的哈密女王,被清军救出送回哈密。
白彦虎部从库车经拜城撤往阿克苏,在拜城与清军一战,有所伤亡。从阿克苏撤往乌什时,白彦虎派随白彦虎西撤的西宁回民军首领马壮携带金银财物先行进入俄境“买路求生”,联络下步退入俄境事宜。回民军再此分为三路,白彦虎余小虎率大部分陕西回民从乌什向南往喀什撤退,随白彦虎而来的狄道大师傅马元率其哲合忍耶部下河州和金积回民两千左右从乌什向西入俄境,到达现哈萨克斯坦的哈尔胡地区,路途遭遇袭击和劫掠,到达后有一千多人;另有一部分数千陕西回民不愿再南撤,从阿克苏向北去往伊犁。
撤到喀什后,喀什亚古柏军守将不许白彦虎部回民进城,暂在城外驻扎,不久后清军追至。白彦虎部回民经一路各地战斗伤亡被俘和分散流落,此时仅剩万余人。虎大人率大部护送老幼妇女先行撤退,小虎大人率兵断后,清军追上小大人,经过激战,伤亡惨重,几位部将阵亡,小虎大人与几位部将负伤被俘,两千多人被俘,有白彦虎部将被“旌善五旗”回民官兵私藏收留,侥幸生存李南征。
虎大人率五六千人经喀什西北到达纳伦关口,被缴了枪械后进入俄境。寒冬腊月在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天山雪山时近半数身无冬衣饥寒交迫的老幼妇女冻饿而死在茫茫雪山峡谷中,到达俄境托克马克时仅剩3314人,其中许多人手脚冻烂落下终生残疾。当地吉尔吉斯人收留了他们,给他们送来食物、冬衣和药品,派来医生为他们医治伤病,使他们许多人死里逃生。进入俄境的几支陕甘回民,虎大人所部是伤亡损失最惨重的一支。
俄方给划定托克马克以北八公里处一片土地肥沃的荒地,言定五年不征粮,knightxv二十年不征兵,虎大人部在此安营扎寨,新建家园,以后此地得名“营盘”(现哈萨克斯坦),在此耕种生息。后来落居伊犁等处的部分陕西回民闻讯后迁居俄境,投奔虎大人而来。
小虎大人余部有一部分人被亚古柏余部乌兹别克人收留,带往奥什(吉尔吉斯南部),到达俄境后有1779人。后来这部分人与乌兹别克人相依共处,语言服饰和生活习俗已乌兹别克化,与吉尔吉斯其它地方和哈萨克斯坦的回民迥异,大都不会说陕西回民方言,但仍保留少许陕西回民饮食习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和伊犁的回民称他们“奥什回回”。
从阿克苏分路去往伊犁的陕西回民,因当时伊犁地区尚为俄罗斯占据,清军未追杀至伊犁,就此落居于伊犁地区,主要分居于伊宁县和霍城县各地。伊犁地区成为陕西回民主要的落居地之一,如今伊犁地区回民半数以上是当年落居于此的陕回发展而来。
清军在喀什“办善后”时,在喀什城外摆下三百多口铡刀,小虎大人和一千多回民义军被铡斩于喀什城外。旌善五旗回民经报请清军掩埋了这些曾经一同从陕西逃难而出一同浴血战斗过的同胞乡亲。后来维吾尔人把这些就义的回民义军坟地称作“东干(回民)玛扎(坟园)”。民国初期杨增新当政新疆时,回民马福兴任喀什提督,主持修缮回民义军坟并修建了拱拜(纪念亭),回民称为“舍西德(烈士)拱拜”,民国时期每年还有新疆各地的一些陕西回民前去上坟纪念。原址就是喀什地区水泥厂地址,新中国时期政府修建水泥厂被征占用,现不复存在。
战事结束后旌善五旗马队调驻哈密,后奉调回甘肃,部分回民无意再回早已无家可回的陕甘,报请退役,就地落籍。旌善五旗部分回民及沿途收留的一些陕西回民眷属约几百户一千多人就此落居哈密,后来集资购地,报请官衙批准,修建了陕西清真寺,这就是哈密陕西寺一坊回民的来历。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强制推行极端的社会主义制度,取缔宗教信仰,关闭清真寺,禁止礼拜封斋,许多前苏联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的回民又纷纷回国迁居伊犁。1963年,新疆发生大批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其中又有许多伊犁回民迁居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当年安插各地的陕回,人数最多的是甘肃平凉,先后安插两万人左右,其次是化平(现泾源),共一万多人,清水(张家川)恭门、龙山镇共安置一万多人,华亭十二堡等处近一万人,静宁单家集、禹桥、将台堡等处(现西吉)和隆德好水川(现杨河)先后安置不足一万人,会宁新添堡先后安插几千人,安定(定西)刘家沟、好地掌等处不足一千人,流落新疆各地的约一万人主要在伊犁地区,落居哈密的一千多人,出逃中亚的五千多人,共计七万多人。
经过一百多年的生息繁衍,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1958年的宗教改革运动,甘宁青各省是重灾区,拆除清真寺,禁止宗教生活,随后甘肃、宁夏发生大饥荒,甘肃宁夏大量回民逃难移民到新疆各地,其中平凉、泾源、西吉、会宁等地陕西回民移居新疆的约有数万人。现在各地陕回计有平凉十五万左右,泾源(包括迁移到银川、吴忠的移民)十二万左右,张家川七八万人,华亭四五万人,西吉三万人左右,隆德一万多人,会宁一万多人,定西两千多人,新疆伊犁现有十万多人,哈密一万多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甘肃宁夏移居新疆各地的陕回约计十万人左右。现中亚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几国共有回民十五万左右,其中约十万人是陕回后裔,共计七十多万人。一百五十多年后,仍不及起义前的人口。
七.梦回长安
自逃离关中家园,流落各地的关中回民无时不怀念着那片故土,一直到民国时期,平凉、泾源等地回民们每年自己亡人的忌日都回到故土自家祖坟去上坟,虽然逃离故土好几十年,自家的祖坟还在,故籍的清真寺遗址还在。回民离开后,原回民的房产土地被作为叛产没收,招汉民耕种匡志均,但汉民对回民的坟地却仍予保留,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运动中,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回民遗留的祖坟地才被推平,此后就断了回民最后的念想。
自从三百多年前的清乾隆年间回民从中国内地移民新疆,新疆维吾尔族人就一直称回民“东干”逆乱年华,中亚突厥民族也称回民“东干”,意为“留下来的人”,是外来的人,不是本土人,俄语沿用中亚民族也称“东干”。新疆的回民是“东干”,中亚的回民是“东干”,甘肃的回民是“东干”,河南、云南的回民也是“东干”,汉语汉服的穆斯林都是“东干”,“东干”只是突厥民族对回民称谓的发音,不是另外一个民族。中亚回民自己仍自称回民、“老回回”,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回民协会”仍翻译为“回民”,吉尔吉斯回民协会办的《回民报》也翻译为“回民”,国内的一些对回民和突厥民族一知半解学者文人们却把他们称“东干族”,莫非中亚与中国的回民不一样,是新产生的一个民族?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劫难给关中回汉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方糜烂,生灵涂炭,近百万关中回民大部分死于战乱,劫后余生逃离故土夏明宪,流落他乡。除西安城里未出逃的三万人,其中大部分死于初期团练和清军的屠杀,少部分死于后来转战金积、西宁和新疆沿途中清军的追杀。
后来安插在化平(泾源)、平凉、清水(张家川)、静宁(现西吉)、隆德、会宁等地,和出逃俄境、流落新疆伊犁等地的关中回民加起来总共七万多人。左宗棠在其文牍中记述:“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丁口,何止数十万,现计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合金积、河狄、西宁、凉州等处现剩陕回,丁口亦不过数万,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民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可这一切并非回汉人民所情愿风行云微博,而是清廷官府逼出来的。
关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性质,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叛乱”、“回乱”,民国时期,学界和官方都称为“革命”、“起义”,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给予高度肯定,一直以来早已有定论。晚清时诸多当时亲历事件的汉族官僚文人的笔记,章玉善和关中各县的县志资料都清楚地记述反映起义的起因和过程,都记述事件是由团练欺辱烧杀回民、官府偏袒团练引发,是“团激回变”、“官逼民反”。当时华阴县一位曾在官府任协办团练的小官吏文人李启衲目睹团练恶势力胡作非为官府助纣为虐,激起事变,写下《忧愤疾书》一文,真实地记述了团练对回民欺辱烧杀和官府偏袒团练的经过,并上书清朝大员,痛陈团练的胡作非为,建议停办团练,并主张对“传递传单(剿回鸡毛传帖)之团练首领并烧毁回民村落之团众”治罪。历史上西北回民历来疏于学习汉文化,对自己的历史很少留下文字记载,对于那段历史却流传下来一些通俗易记的歌谣,反映出了那场劫难发生的根源。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耗时多年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四卷本《回民起义》一书,其中有两册是关于陕甘回民起义的,书中收入各种官方史籍和文人著述、笔记,史料丰富,内容详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著名民族史学者西北大学汉族教授马长寿先生和恩师冯增列先生组织过一次“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深入走访了回民起义发生地陕西关中各县和后来陕西回民的主要安插地甘肃平凉和宁夏泾源县,走访汉、回群众,收集了大量汉回民间口碑资料,整理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历史调查记录》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国内学界各族学者也对陕甘回民起义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召开过多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尤其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韩敏、邵宏谟两位汉族教授多年专门研究合著了《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一书,是关于陕西回民起义的专著。都对陕甘回民起义做出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一致认定这是反抗清朝民族压迫争求民族生存的起义!
近两年,在国际仇伊、恐伊、妖魔化伊斯兰大气候下,国内极端民族主义也以“爱国”的面目泛滥于网络,仇回、辱回、驱回、灭回的极端言论在网络上甚嚣尘上李昕瑶,屡见不鲜。对于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民族起义彻底否定,称为“回乱”、“回变”,为晚清的腐败统治翻案。说什么“回民在陕甘两省屠杀了两千万汉民”;说什么“回民要建立伊斯兰国”;白彦虎在阿拉善挖了蒙古亲王的坟,网络上竟演绎成白彦虎挖了黄帝陵;如此等等凭空臆想、毫无依据的污蔑回民、否定那场回民起义的荒唐言论在网络上泛滥。
那场劫难中,大半回民被屠杀,回民为求生存起而反抗,扶老携幼四处逃难,居无定所,何曾提出过什么政治诉求?那时陕甘两省总人口加起来不过六七百万,回民屠杀两千万汉民从何而来?倒是近百万关中回民被屠杀殆尽,劫后余生被赶出家园猛兽侠第二部,流落他乡。如果只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偏狭之徒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倒也罢了,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文人竟也跟着信口雌黄,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借“伊斯兰教中国化”之名推出“反清真”、“去伊斯兰化”的极端政策。这股仇回辱回的歪风怎么觉着就像一百多年前团练横行肆虐、官府为虎作伥的邪恶之风借尸还魂!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劫难中,近百万关中回民多半死于初期团练和多隆阿清军的屠杀,团练由汉民组成,可团练并不是代表汉民屠杀回民,团练由朝廷号召官府扶持兴办,它代表着清朝政权;多隆阿是达斡尔族,他屠杀回民也不是代表达斡尔族屠杀回民,他代表的是朝廷;左宗棠是汉民,可他是朝廷钦差大臣,他更代表的是朝廷,他残酷屠杀了大量回民,可他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残酷屠杀的汉民更多。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劫难中回民灾难深重,汉民也蒙受了深重的劫难,但那不是回汉仇杀,是当时清朝政府一手造成的,这笔账应该记在腐朽的晚清政府头上。正如当时的回民歌谣所唱:
“大清家逼得民造反,还说是回汉有仇冤。汉杀回来回杀汉,大清家江山坐的安”。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来,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和平发展,在伊斯兰教凝聚作用下,与汉族等民族融合形成了回回民族,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与中国文化和汉族共生存同命运,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回民本身就是地地道道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就是回民的祖国,历史上回民从来不乏爱国传统。回民历史上从来都是“争教不争国”,从来没有提出过自己的政治诉求,谁当皇上都做忠臣顺民,谁当政就服从谁,就为谁效力,只求能保守自己的教门。历史上回民也一向是“舍命不舍教”,谁灭我教门王蒲臣,就敢把一腔子血倒给他!
重温那段悲壮的历史,让我们共同记住历史,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这在如今更显得尤为重要。
流落中亚的回民至今仍操着一百多年前纯正的秦腔秦韵,把总统叫“皇上”,把政府机关叫“衙门”,把官员叫“大人”,把副职叫“帮办”,陕甘人从前把赶马车叫“吆车”,现在他们把开车叫“吆车”,把飞行员叫“吆飞机的”…;他们仍保留着中国早已失传了的一百多年前的衣饰习俗,新婚女子的嫁衣和梳妆竟仍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关中式样;一百多年前中国流行的乌木筷子、兰花碗如今仍是深受他们喜爱的稀罕物,待客时才用,不远数千里托人从国内代购;他们仍深深怀念着八百里秦川故土。
一百多年前,虎大人临终之际,部众乡亲们问他讨要口唤(允诺),他留下这样感人至深的口唤:“能把西省城楼上的土抓一把,口唤就有了,不了,嫑指望虎什奴迪(波斯语:口唤)”,“能把西省城门上的门环拍三下,口唤就有了,不了,嫑指望虎什奴迪”。浓浓故乡情,拳拳中国心,临终仍念念不忘关中故土,指望着有朝一日,后人们能回到关中故土。近十几年来,常常有来自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回民组团回到西安,他们把西安城墙上的土包上带回家乡,他们拍打着西安城门哭泣:“虎大人,我们尊你的口唤回来了!”。“站在先人的原上mc修咪,我哭着把你祭奠....”。
一个世俗的歌手的唱词,无意间唱出流落他乡的关中回民心底悲苍的情感。永远回不去的故乡是梦里难以飘散的云烟。
2017-11-10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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