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救国(上) 大商传奇之张謇:状元下海-博望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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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张謇的“实业救国”之道为什么半途而废?
来源:博望财经
作者:古月
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却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南通籍状元张謇。有清二百多年,状元共有114人,江苏一省就出了49位。但其中下海经商的,只有张謇自己。
张謇的好运,从他41岁中状元那年开始。那一年,正值农历甲午(1894年)。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倒霉的年份,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开局孙蝶,以中日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惨败收场。

冒籍
新年刚过,朝廷特开恩科会试的消息传到南通。接信后,张謇根本没放在心上。但老父张彭年却雄心勃勃,比正当壮年的张謇还要激动,因为他很早就认准儿子可以大魁天下。
那还是张謇刚启蒙不久,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脱口而出:“人骑白马门前过。”但一时想不起下联,便让学生应对。三哥张詧抢着说:“儿牵青牛堤上行。”张謇沉吟道:“我踏金鳌海上来。”
老师一听大喜过望,逢人便夸张謇是神童,志向远大,将来肯定有出息。从那时起,张謇就成为家族的希望之星,被父兄寄予蟾宫折桂的重望。
清朝科考与当代最类似的一点就是考生资格审查,不过当代重视的是户籍,到处查高考移民。而清朝重视的是家庭出身,如果三代以内没有读书应试的人,就会遭到公开的歧视,“三辈不读书,一家赛过猪”,是之谓也。
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称为“冷籍”,家中子弟如果要参加科举考试,经常会受到地方学官和保人的多方刁难、勒索,稍稍应付不当,就可能误了考期。
不幸的是,张謇恰恰是出自这样的冷籍家庭,15岁那年,张謇首次参加童试就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张彭年对儿子的才能满怀信心,他不想儿子的成绩因家庭出身而受到影响,因此,就想方设法避开这种困难。
这时,张謇的老师宋琳出了个冒籍赴考的主意。他多方活动,找到了如皋人张驹,经过蹉商,双方商定,张謇冒充张驹的孙子张育才,在如皋参加县试,如果县试考中,张彭年必须付给张驹一定数额的酬金。作为中人,宋老师当然也有提成与酬金,人家这叫教书买卖两不误。
冒籍考试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被揭发的后果同样很严重。但为了儿子能顺利考中,张彭年甘愿冒险。
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张謇参加这年的如皋县试,一考得中,随后参加通州州试,但成绩却不理想,名列百名之外。但同乡张謇同年的孩子却考中了第二名,因此,乡里人都嘲笑张謇,说神童也不过如此而已。
最恼火的还是张謇的老师宋琳,他本想张謇顺利考中秀才好名利双收,不料小张州试成绩就如此之差,恼羞成怒之余,他当众嘲笑张謇,说:“如果有一千人应试,取九百九十九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张允贞!”
当众受奚落,张謇泪流满面。从这一天起,他在自己的卧室窗户、蚊帐顶上、床头、案头到处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警示自己要用功。这年10月,张謇在院试中考取第26名,顺利获得生员也就是秀才资格。
儿子考中秀才,张彭年也信守承诺,如约向如皋张家付款,张謇也以如皋生员的身份入如皋县学读书。孰料张驹是当地的无赖,他不仅要张謇父子再交学官所派的其他费银150两,还以其他借口让张彭年再拿200作为酬谢,不然就要向官府举报。
与此同时,知道张謇冒考的人越来多,许多人以类似理由进行敲诈。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张彭年就请宋琳出面疏通,让张謇修改学籍,回家就读。哪知宋琳也是局中人,利益攸关,哪里肯拆去骗局。他斥责说:“归籍等金榜题名之后申请不迟,现在申请,张謇的功名立即就要遭革除,你们家出一个秀才容易吗?”
自此,张謇一家成了待宰的羔羊,谁都想来讹一把。
有一次,如皋张氏诬告张謇,如皋县衙便派人来捉。张謇得信后连夜逃往朋友家躲避,出门不久,狂风暴雨就劈头而来,一不小心,就掉进了烂泥深达二三尺的护城河,险遭灭顶之灾。张謇挣扎着爬出来,这时外雨内汗,衣服已经湿透,到朋友家的路不过3里路,他竟走了三四个时辰才到,一双脚磨得血泡连连。
张謇一生坚忍不拔,耐力超人,这些性格品质的底色都是从冒籍风波而来。正是人生的第一碗苦酒,让他在未来的人生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是斯文扫地,依然能挺住!
为了彻底摆脱纠缠,张謇主动向学校申诉,要求革除自己的秀才,让他到南通重考。海门书院的院长王崧畦和海门训导赵菊泉看到张謇的才学,十分同情他,他们四处为张謇说情。后经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九余等多方交涉,1873年,礼部终于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恢复原籍。
此时,张家因为张謇冒考的事情,负债达1000多两白银,濒临破产。张氏昆仲原来都指望老四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不料却是这样一个结果,看来这不是什么有前途的投资项目,此时不撤更待何时。
于是,兄长们正式提出了分家,几番吵闹,大部分债务落到张謇身上。功名重要,吃饭更重要。从此再见金华站,为了养家糊口,张謇半工半读,再也难以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也许就是张謇后来屡试不第的重要原因之一。

折桂
从1874年起,刚满21岁的张謇,为了生活东奔西跑,开始为时近10年的幕僚生涯,先后追随调任江宁(南京)发审局的孙云锦、淮军名将吴长庆。
1884年9月,吴长庆受李鸿章排挤抑郁而死,张謇哀痛之余退伍还乡。此时,家境大为改善,生活可保无虞,三十而立的他,决心重走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安下心来参加科考。
1885年5月,因孙云锦知江宁,张謇为避恩师嫌乘船北上顺天应考。10月,顺天乡试揭晓,张謇高中第二名。这是他参加科举17年来最好的成绩。当时,南人北考能中第二名的非常少,有清一代不过3人,这些人虽非“会员”,却被尊称为“南元”,在士林中声誉甚高。
顺天之行,不仅为张謇赢得巨大声誉,而且在藏龙卧虎的京城坚挺金苍蝇,让他结识了许多名士,并与本科考官翁同龢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
遗憾的是,张謇在考场上的好运就此止步。中举后的10年间,他连续4次参加会试却次次落第。十年消磨,是铁也磨明了。张謇韧性再好,但接二连三的打击真不是人能受的,一气之下,他把应考用具通通砸碎,发誓再不进考场。
在他想来:自己虽然未能进士及第,摘取最高功名,但“南元”之誉以足以对得起父母的苦心,也无愧于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应该知足了。
孰料张彭年的耐心比儿子还足,他坚信张謇生来就是当状元的料。难得太后恩典,这样的机会不去把握,太可惜了。
这一次,为动员儿子赶考,老张连哄带劝:“孩子啊,赶考固然很辛苦,可你毕竟还年轻;我今年76岁,不过刚步入老年,身体没问题,你就放心大胆去再试一把吧!”
父命难违,落榜专业户张謇只得收拾行李,打起精神上路。3月底,张謇才磨蹭到京。
这时候入场时间也到了,张謇借了朋友的考试用具,仓促入场。发榜之前,他不抱任何希望,连录取消息都懒得打听。可这一次他竟取中第60 名贡生;4月,在礼部复试又被取中一等第10名,从而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
这样好的运气,大出张謇的意料。从16岁考中秀才以来,25年了,他还是第一次离状元桂冠这样近,这让那颗早已冰冷的心不由又活泛起来。
事实上,科举本就是个高难度的活儿,不仅要学问好,还要运气正,更要人脉旺。越往上考,人缘越重要。所谓状元,从来都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考分第一名,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有时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比如相貌,就能决定这顶桂冠的最终归属,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状元及第、驸马乘龙的故事呢!
对于张謇本人来说,蟾宫折桂完全是未定之数。但对于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相当于当今的副总理)翁同龢为首的清流集团来说,却是志在必得。
这些年翁总理很郁闷,虽然贵为光绪帝的老师,眷倚隆重,领袖清流,但在与太后支持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团的争斗中却屡居下风。老战友李鸿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垮台后,清流派人才凋零,青黄不接,在日趋激烈的朝廷纷争中,急需培植人才。因此,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张謇就开始进入翁总理的视野。
无奈张謇学运不佳,十年来竟然始终未能入闱,让翁老十分沮丧。这一次恩科会试,得知张謇获得殿试资格后,他老人家非常欣慰。亲自参与阅卷的翁老,对张謇的卷子评价甚高:“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与七位阅卷大臣蹉商后,决定将张謇定为第一名。
二十四日清晨,张謇以一甲一名的身份被引至乾清宫西暖阁拜见光绪帝。当时,翁同龢特地介绍:“张謇,江南名士,大孝子呀!”求才若渴的光绪帝非常高兴,当庭钦点张謇状元,并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
从16岁那年考中秀才起,张謇就开始了中国古代青年人人向往的状元之旅。这条路究竟有多长?张謇的经历告诉我们,起码要25年,在考场上至少度过120天,还要有副总理级的高干力挺。一句话,这简直就不是凡人能做的事!
金榜题名后,张謇成为国家公务员,同时也正式登上清流派的战车。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年9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面对惨败,清流派“口水抗日”进入高潮。由丁立钧领衔,翰林院35人联名上《请罪李鸿章公折》。
作为打李先锋杨炳莲,除了参与集体讨伐外,张謇以自己熟悉朝鲜事务原因单独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奏疏中,新科状元慷慨激昂,围绕朝鲜问题的由来,对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和对日本和战问题的种种错误,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在奏折最后,新科翰林强烈控诉:“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场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
这篇讨李檄文一出,群情激奋,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迫于压力,慈禧被迫以恭亲王奕替代李鸿章。但是恭亲王面对日本的不断进攻,也没绝招。战事节节败退。到了10月11日,山海关已经告急,张謇夜访翁同龢,师徒两人说起局势,只能相对落泪。
正在这当口,张謇父亲病逝,他马上请假回家奔丧。1894年,张謇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这一年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过去了。

下海
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做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弃官从商的决心在京城暴雨中萌生,在家丁忧时滋长,在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鼓动中下定。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顺心。丁忧在家的新科状元,心情很沮丧:“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方宥心!”
其实,急流勇退的念头,早在1894年9月就已经在张謇心中萌生。
那月下旬的一天,张謇随文武大臣去迎接从颐和园回宫的慈禧太后。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深,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臣。而慈禧乘轿子经过时,却视若无物,连轿帘也没掀一下。
这件事给张謇很大震撼,让他心寒:状元又如何?一品大臣又怎样?还不是一辈子匍匐在地任人驱使?这场暴雨,浇灭了张状元朝堂论战的激情,让他从书生意气的亢奋中彻底清醒,退隐之念由此而生。回寓所后,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在乡居丧期间,他不时想起生母金氏的临终遗言:“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归宿,为了光耀门楣,一定要追求它,但你性刚语直,最好不要当官。”慈母的遗言,让张謇更加坚定了退出朝廷纷争的决心。
不做官,又能做什么?在乡间小路上,面对朝日夕阳,张謇在苦苦思索着。
转眼间到了1895年夏天。一天,洋务派干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来信约张謇去江宁(南京)面谈洋务。
对于张大帅,张謇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张謇从朝鲜退伍还乡时,就曾先后接到张之洞、李鸿章的聘书,但被他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时传为美谈。张謇曾对友人说过:“我们好比大家闺秀三维鱼乐队,处子之身岂可不择媒约,草草嫁人!”
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回再次接到张大帅的邀请,作为新科状元,谈的又是洋务,张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动身上路了。早在1886年,张謇就在家乡提倡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与张之洞一样,他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
这年夏天,张謇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交换了许多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在日记中,张謇写道:“南皮(张之洞籍贯河北南皮,人称南皮)身上带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姬气。”
大帅虽然五气俱全,但和状元却谈得非常开心。张謇对张之洞的主张很赞同,二张一拍即合。畅谈之余,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意味着,张謇可以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这对正琢磨退出官场纷争的张謇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开始,张謇没敢答应,办厂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虽然状元及第,lightroom预设但终究只是一介寒士,李一情既没有从商经验,囊中也颇为羞涩,一旦失败,自己承担不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謇最后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因南通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棉纱销路旺,张謇下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
他对张之洞坦言:“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但要办实业,难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
1895年12月,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位南洋大臣终于把自家兄弟拉下了水。
丁忧期满后,张謇进京销假。当时,翁同龢已被慈禧勒令告老还乡,戊戌变法的败象已现,张謇一心想的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获准复职的第二天,张謇就以“通州纱厂系奏办,手续未完”再度请假,当天晚上,就离开北京前往塘沽返乡了。他在当晚的日记中自嘲:“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
在唐家闸选定厂址后,张謇为纱厂取名“大生”。
“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上“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古语,他还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龢手书,笔力千钩,气势宏大,既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张謇实业救国的志向。

招股
状元经商,就像秀才带兵,听着就不怎么靠谱。
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 面对状元经商的种种质疑,张謇的回答是:自强不息。他曾对儿子说过:他“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
下海的张謇,身份很特别天娇谱。他既不是有职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的买办商人。当时敢轰轰烈烈办厂的,都是这两类人,前者如盛宣怀,挟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势,利用大量国资创办招商局、电报局;后者如唐廷枢,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洋行买办,唐不仅积累了不菲的身家,身后更有一呼百应的香山商帮的支持。
张之洞的最大支持,是给了张謇一个头衔,而张謇本人,除了实业报国的雄心和状元这个招牌外,并无万贯家财。虽然作为状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并没有经商的经验。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张謇类似官、商之间桥梁,但桥梁不是那么好当的,都买账,都不买账。这一点,很快就在纱厂募资中暴露无遗。
不错,他有一定的政府资源,通过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他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可以向地方征地,与地方官僚协商动用地方财政资源;但在面对社会时,他的资源很少,号召力也没法和唐廷枢相比。
大生纱厂初创时采用当时流行的股份制,每股100两白银,计划招集6000股,募资60万。
一开始,官招商办,包括张謇的老朋友沈敬夫在内的和几位上海买办愿意投资入股,分别叫“通董”和“沪董”,其中,“通董”认购1/4,“沪董””认购1/6。张謇自己认购20股,但他自己实际上只能拿出1300两,剩下700两是沈敬夫帮他垫资。
“通董”比较实在,纱厂选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开始垫资建房。但“沪董”的资金却久久不能到位,不久又找借口集体打起退堂鼓。沪董们退出的借口千奇百怪,真正理由是当时上海几大纱厂均因种种原因亏损得一塌糊涂,他们怕入股后钱扔到水里去。
不得已,张謇只有与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商量,从官方想办法。这时,刘坤一想到了张之洞任上留下的一批价值60万两白银的纺纱机器。这批机器早在多年前就已从英国来到中国,扔在黄浦江边无人问津,只是用芦席盖着,风吹雨淋,锈迹斑斑。
刘大帅想,把这批机器作价50万两让给张謇,既可成全新科状元办实业的愿望,又可盘活这笔国有资产,可谓一举两得。但就是这批生锈的机器,也被半路杀出的盛宣怀分去一半。至于办厂的其他资金,刘大帅可就只有口头鼓励,没有实际支持了。
就这样,大生纱厂由官招商办变成官商合办,官商各领一半,官方以机器作价25万两入股。但当时官商合营的企业几乎没有不亏损的,包括大名鼎鼎的招商局,几乎也差点破产。官商合办弊端太多,民间商人听说后几乎无人敢于投资,于是,张謇又与刘坤一商量,改官商合办为“绅领商办”,在这种形式下,官股只“按年取息,不问盈亏”。
“绅领商办”其实质和商办无异,但作为领办者,张謇的话语权就大大提高。但权大责任也大,剩下的近25万两商股就要靠张謇自己想招了。张謇没有想到,说服人投资是那么难,大生募资之旅近乎乞讨。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标。他们甚至连当地道观的有限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在招股过程中,张謇被各色人等涮过多回,最著名的就有四次,其中最让张謇伤心的是受到盛宣怀的忽悠。
当初,盛宣怀在分领官机的时候曾答应帮助筹资25万两,双方还订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盛宣怀开始支支吾吾,始终没能兑现当初的承诺。特别可恨的是,一次,张謇到沪催款,盛宣怀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题词。张謇这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不辞劳苦,写字两月。状元书画还是挺畅销的,盛宣怀总计卖得两万多元。可到了最后,这家伙仍是一毛不拔,气得张謇恨不得当场跳楼。
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情急之下,半个月内,他给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发5封信,乞求以少量地方公款以救燃眉之急。刘坤一指示南通知州汪树堂将存在典当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对于汪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可汪却故意刁难,甚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熊俊豪,差点让纱厂被地方民众纵火烧掉。
遭到汪树堂刁难后,张謇再次来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彷徨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大马路电灯之下、黄浦江边,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在上海盘桓多日,连路费都用完了,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马路旁卖字三天。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让张謇备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为了筹资,那些市侩小人的冷嘲热讽、油滑官吏的阴阳怪调、无耻文人的侮辱诽谤,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辩驳,不敢作色。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莫小宝,不知凡几。”“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
看来,张謇在创业者中绝对算是个长跑选手,而大生也是IPO最艰难的上市公司之一。
就在张謇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时,在家主持厂务的沈敬夫来信提议:“用现有棉花纺纱,用卖纱收入再买棉花,循环运转,先干起来。真正维持不下去了,再关门不迟!”
有了老朋友的打气,张謇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是个死,索性死得壮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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